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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万科结局的竟是一个女人 上海雀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01-23 20:20:12   来源:上海雀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作者:上海雀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不是王石,不是傅育宁,不是姚振华,不是许家印,不是吴小晖,甚至不是马兴瑞和肖亚庆,不是他们决定了大战的结局,是董明珠简单、直抒胸臆的声音,划破长空,引起中央重视。

雄鸡一唱天下白,明珠一亮驱雾霾。

  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董明珠一句“谁破坏中国制造谁就是罪人”,惊动中南海,旋即引发一连串快速反应,意外地改变了自2015年7月10日宝能系首次举牌万科而引发的万科控制权之争的走向。从那时至今年3月万科董事会换届,长达21个月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万科之争,已没有悬念,深圳地铁集团和万科管理层共写一个新的相互支撑的“人”字,共创万科未来。

  一个女人,决定了一群男人的命运

  董明珠本人当然没有万科之争的“话事权”,但没有她,万科之争的走向还会扑朔迷离。

  不是王石,不是傅育宁,不是姚振华,不是许家印,不是吴小晖,甚至不是马兴瑞和肖亚庆,不是他们决定了大战的结局,是董明珠简单、直抒胸臆的声音,划破长空,引起中央重视,在“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语)的大背景下,让万科之争方向立判,一锤定音。

  一个女人普普通通但掷地有声的几句话,因为演变成政府意志,让一群代表强大商业权力的男人,以及那张花样不断翻新、一直打不完的牌桌,顷刻寂然无语。

  “我不是搞金融的,但我认一个死理,有的股票炒得很高,有的几十倍、上百倍,把股票炒高赚回,而制造业不能搞这个,我们作为企业的关键人,你时时刻刻想到的事情是事业第一,而不是个人利益第一。”

  “真正的投资者应该通过实体经济获益。”

  “如果成为中国制造的破坏者,他们会成为罪人。”

  上面这几句话,就是前海人寿去年11月17日至28日大量购入格力股票、持股比例上升至4.13%后董明珠的反击。

  其实,早在半年前,5月19日举行的2015年度格力电器股东大会上,针对有股东代表提出“野蛮人”举牌万科、“格力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万科”的问题,董明珠就说过,“格力是制造业公司,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中来,制造业是做不好的”,“如果一个人通过搞资本运作,带有野心去发不义之财,社会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去做。”但这些话当时并没有太大反响,以至11月前海人寿大量增持格力时,有人说“仅仅半年,险资就破门而入,在靠股权说话的年代,豪言壮语总是太过苍白”,“企业家,责任感,情怀,那都太虚无缥缈”,“也许不久后,姚老板是‘解放军’的呼声又要响彻A股市场”。

  但人们显然低估了董明珠这个守门员的强悍和超能,也对中国经济政策面的风向变化缺乏感知。

  政府一出手,才知有没有

  让我们看看前海人寿对格力“下手”、董明珠愤然反抗后的一连串事件——

  12月3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出“土豪、妖精、害人精”论,“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

  12月5日,保监会对前海人寿采取停止开展万能险新业务的监管措施,三个月内禁止申报新产品。

  12月6日,保监会明确,将于近日派出两个检查组分别进驻前海人寿、恒大人寿开展现场检查。

  12月9日,保监会暂停恒大人寿的委托股票投资业务。

  12月9日晚,前海人寿发布《关于投资格力电器的声明》,“郑重承诺:未来将不再增持格力股票,并会在未来根据市场情况和投资策略逐步择机退出”。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对万科总裁郁亮的专访。

  12月13日,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公告,无意进一步收购万科股份。

  12月17日,中国恒大向深圳市政府作出五点表态:不再增持万科;不做万科控股股东;可将所持股份转让予深圳地铁集团;也愿听从深圳市委、市政府安排,暂时持有万科股份;后续坚决听从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全力支持各种万科重组方案。

  1月12日晚,万科发布公告,深圳地铁拟受让华润集团所属公司所持有的万科A股股份,约占万科总股本的15.31%。

  1月13日,宝能发表声明:欢迎深圳地铁集团投资万科,宝能看好万科,作为财务投资者,支持万科健康稳定发展。

  1月17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对华润转让万科股权很满意。

  这就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奇妙处,政府一出手,才知有没有。遥想去年6月,宝能还提出议案要罢免万科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11月恒大还在增持万科,顷刻间他们的所有梦想都灰飞烟灭,恨不能说一句,“只要政府放我一条生路,什么都行!”

  宝能恒大的败、错、冤

  姚振华逆袭万科,许家印将万科股价托上高点,他们染指的意图都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都有战略意图。和曾经的雄心相对照,现在他们都已是失败者。从财务看,剔除全部成本,宝能目前还有100多亿元的浮盈,最后能锁定多少,取决于和深圳市政府之间的博弈,但主动权并不大,底线应是不亏钱离场。恒大不仅浮亏了好几十亿,还把自己送进野蛮人、妖精的候选名单,这个烙印的代价比财务损失更加惨痛。

  他们到底为什么败?有什么错?到底是不是野蛮人、妖精和害人精?

  宝能始创于1992年,现有五大核心产业,物业开发、科技园区、物流、综合金融、医疗健康。按官网介绍,截至2015年底,公司净资产逾1200亿元人民币,市场价值超5000亿元人民币,系统内员工近六万人。

  恒大创始于1996年,旗下产业包括地产、金融、健康、旅游、体育等,是世界500强。按官网介绍,总资产达万亿,年销售规模超4000亿,员工8万多人。

  根据万科2016年三季度财报,万科的总资产为7559亿元,落后于恒大。恒大地产全年销售额也小幅超过万科。但从负债率等企业健康指标看,恒大则逊色不少。

  姚振华对财新记者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干的都是踏踏实实的事。天天都是5+2,‘白加黑’,一心只是想把保险公司干好,给保民挣点钱。真是太冤啦、太冤啦。”我和万科一位董事交流时他有相似结论,即姚振华是一个超级勤奋、从早忙到晚、务正业的人。

  许家印也非常勤奋,他直到现在每周日晚还召集集团例会,并通过视频让全国各地的管理层参加。有恒大的与会者告诉我,每次开会都表扬先进,批评排名最后的三个公司,让他们检讨。

  从宝能和恒大的发展历程和总体状况看,得不出他们是野蛮人、妖精、害人精的结论。在中国民企中,他们排名前列,有很强竞争能力。

  那问题在哪里?由于保监会调查报告尚未出来,不知道最后究竟如何定性或定罪。但从保监会领导讲话释放的信息和媒体调查看,宝能系和恒大系涉及到的问题可能在以下方面:寿险公司股权结构畸形,通过股权代持形成事实上的“一股独大”;把寿险公司变成融资平台,通过多层次杠杆如万能险、资管计划杠杆、高息夹层融资杠杆等激进负债,严重偏离资产和负债的匹配关系;利用保费收入自我注资、循环使用,通过关联交易虚增资本,制造虚假偿付能力,等等。

  通俗些说就是,按风险管理法规要求,你的身体条件只许挑100斤的担子,但你想方设法“炮制”身体指标,挑了1000斤担子。用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的话,“保险公司如果通过各种金融产品绕开监管,偿付能力监管、资本监管就变成了‘马奇诺防线’,修得再好也没有用,绕开监管套利行为,严格意义上就是犯罪。”

  为什么宝能、恒大在去年12月“妖精论”出来后迅速服软?除了知道是中央政府意志,也是因为他们绕过监管的高杠杆计划和关联交易,经不起严格推敲,更不用说是翻箱倒柜的调查。

  现在我们站在宝能和恒大的立场上,揣测一下姚振华和许家印的心态,他们当然必须接受失败,但有没有喊冤的地方——

  宝能最初买进万科的时候,千股跌停,市场罹难,买入就是维稳,投资标的有什么错?不该投这些价值被压低的蓝筹、为保险资金寻找好的匹配吗?

  万宝之争开始后,保监会专门核查过合法合规问题,不是说“总体来看,前海人寿举牌万科股票没有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压力测试的结果表明风险可控”、“举牌是市场行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监管不宜‘干预’”吗?

  险资投资二级市场,举牌上市公司,做长期机构投资者,不是为了响应保监会2012年提出的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目标、鼓励股权投资、不再满足于“做做存款,买买债券”等等号召吗?

  险资之所以对上市公司举牌5%以上并争取派驻董事,是因为一旦如此,股票投资的记账方式可以由公允价值法转为权益法,从而缓解股价剧烈波动对险资财务报表和偿付能力的影响。不正是这种制度安排驱动了对低市盈率蓝筹的投资吗?

  在投资手段上,中国资本市场的杠杆工具相比发达市场是少还是多?郁亮提到《门口的野蛮人》一书中KKR收购雷诺-纳贝斯克的案例,KKR的并购资金中99.94%是靠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的融资,比我们的杠杆率不知道高多少,为什么可以做成呢?一个不鼓励通过金融工具开展并购,不允许“蛇吞象”的市场,真的是一个好市场吗?

  自险资投资万科后,万科市值才走上上升通道,而不是长期压在低位。险资发现和提升了万科的价值,华润也最终高价变现,国有资产大大增值。从中小投资者到利益相关者的市场价值,险资害了谁?大量央企国资对外投资“打水漂”的比比皆是,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是对纳税人和全民利益不负责任的“害人精”呢?媒体可以一手拿着监管部门的报告,一手不断爆险资的料,但平心而论,谁没有一点问题、能经得起这样不断被质疑?

  宝能和恒大都已是败军之将,付出了高昂的机会成本,声誉也损失不少。在此时候,当然要纠错和吸取教训,但采取痛打,过度苛责,也并不公平。

  为何政府最终站在万科一边?

  如上所述,宝能和恒大肯定有错。但如果不是董明珠效应,这些错可能属于“风险可控、不宜干预、加强引导”的弹性范畴,也可能属于“改革探索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解决”,而不会突然变成“不可饶恕的罪”。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这样的场景会不时发生。这些事总有一个大背景,比如铁本案中的戴国芳,宏观调控和清理过热投资是大背景,一定要有某个民企担责,锤一定要落地,故事一定会发生,至于到底砸到铁本还是建龙头上则有一定偶然性。为什么那么多民企老板都在家中或办公室建个小佛堂,天天上香,原因之一就是祈求平安,不要被突如其来的政策性概率事件击中。

  万科之争的大背景是什么呢?我在万科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我的朋友王石,以及善与大意的代价》中指出,2015是中国经济金融化、资产证券化、要素自由化、融资直接化、并购普遍化、投资国际化的里程碑,金融力量崛起,资本话语崛起,财富大爆炸,要重构整个商业。因此,万科之争的出现有必然性。这几年,金融控股公司大兴,牌照走红,壳资源紧俏,资金掮客左右逢源,资金端无节制扩张,资产端举牌现象丛生,都是资本时代到来的表征。

  但是,在资本崛起的另一面,中国政经与社会还在发生另一场深刻的变化,就是我在《从严治党后会不会从严治富》等多篇文章中所说的,在财富来源、创富路径、财富分配等方面,扬弃过去那种唯GDP、不择手段、不计社会成本、不考虑正当性、分配不公、分化严重的路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让财富创造变得更文明、更清洁、更和谐、更健康。从严治富的第一个信号是共同富裕;第二个信号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转向质量效率型的创新驱动之路;第三个信号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民营企业家要洁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这样的信号对中国企业家意味着什么?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意味着财富分享更具普惠性的公众公司会比寡头型的、私人控制度高而运营透明度低的公司,更令政府放心,也意味着政府会长期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意味着有品质、有品牌、受尊重、让利益相关者满意的好公司,是政府和社会鼓励的对象;从新型政商关系的角度,意味着“台底交易”和“勾兑寻租”的出路会越来越窄,不行贿、守契约、光明正大的正派商业文化会成为主流。

  宝能和恒大当然不属于不走正道的公司,但在万科之争以及去年下半年他们频频在资本市场进进出出、带着“有钱大晒”的气息与上市公司管理层龃龉不断、关闭社会沟通渠道、让外部平添无穷猜测等等现象来看,他们很容易给政府和社会留下策动于内室、兴风作浪于市场、处处惹是生非的不良印象。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即使一时得逞,最终也难有好的收场。

  我之前说过——

  我无意质疑高杠杆本身,我想说的是,即使他们的行为合乎目前监管条件下的商业规则,即使我们不去追究这些资金的源流,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即保险资金“猎取”万科们的目的,不是创造价值协同,而是为了“获得”;不是帮助公司成长,而是看到了万科们账上丰厚的现金储备和优良信用,那可以帮助他们玩更大的资本游戏。

  宝能和安邦通过正规市场的投资行为应当尊重,但是,靠急功近利,行妙手空空,图近功速效,这样的做法,我们不应该倡导。除非他们真正去理解万科,尊重万科的历史和道路,成为长距离价值创造的伙伴。

  我们的社会要树立的,不是谁能得到万科这样的“所有权崇拜”,而是如何通过创新价值,通过深深地融入社会去创造正的外部性,让我们的商业社会更加和谐和健康。

  遗憾的是,在整个万科之争中,宝能、恒大都不去回答投资万科之后究竟要干什么的经营性问题,所以无法赢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同!他们比起1994年“君万之争”中对万科管理层提出一系列具体经营管理意见的君安证券的张国庆,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我尊重资本,尊重规则(宝能和恒大恰恰都有违规的硬伤),我更强调文明。宝能和恒大,万科和格力,政府最后旗帜鲜明地站在后者一边,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值得中国企业界和投资界再三深思。

  从商业文明视角看企业家

  在万科之争中,我的观点一以贯之,也受到很多批驳,主要是说讲情怀不讲规则。对此,我在《“万宝华之争”:讲规则就把规则讲透》等文章中做过回应。在这篇万科大结局里,从学术角度,再做一些分析。

  我们经常说要善待企业家,也没有谁怀疑企业家是财富的创造者,但什么样的财富创造方式才是真正值得善待的?这一点才是关键。

  企业家并不天然地有一颗关心社会的心,诚实守信的心。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在1904年提出,企业家是以机敏的和创造性的方法增加自己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然而却不能期望他们都会关心实现这些目标的某项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是有利的,甚至这项活动对生产有害他们也不在乎。

  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鲍恩(Hobsbawm)1969年提出,在习惯上人们通常假设经济中的私人企业(企业家)有进行创新的自发倾向,实际上并非如此,企业家的唯一目标是利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1988年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人们把资源都用于生产性活动和科技发展,从寻租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将足以诱使经济企业家变为政治企业家。经济企业家就是寻求利润的经济人,而政治企业家则是寻求租金的经纪人。

  ……

  1990年,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鲍莫尔(Baumol)做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提出,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和企业家活动的类型才是理解企业家对经济繁荣贡献的关键。

  鲍莫尔把企业家才能区分为生产性企业家才能、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和破坏性企业家才能三种,并非所有才能都是对社会有利的。

  生产性企业家的活动一般指企业家创业、生产、创新、研发等增加社会产出的活动。他们推动经济从无效率的点向有效率的点靠近,或者通过创新把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推移,这种推移代表着经济增长的本质——真实产出的增加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由于创新扩大了真实产出,所以说这是一种“正和活动”。

  非生产性企业家的活动一般指企业家为获得垄断特权、特殊政策而进行的游说等寻租活动,以及着眼于资源再分配的交易活动。他们往往试图通过操纵经济和政治规则从他人那里抽取价值,这类活动只是产品和财富的转移,并不增加社会总产出,因此是一种“零和活动”。

  破坏性企业家的活动比非生产性企业家的活动“更坏”,如军阀、权贵之间的争夺、黑手党活动、高级诈骗和经济犯罪。他们不是把资本投入生产性企业,而是设计方法窃取他人资产,不仅不能提高社会总产出,还会减少社会总产出,是一种“负和活动”。

  上述三种类型的活动都可以令企业家获利,成为富豪,但对社会总产出和真实价值的创造来说,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和鲍莫尔同属奥地利学派的著名学者柯兹纳(Kirzner)和哈伯(Harper),将企业家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套利、投机和创新。套利是对同一时间内存在价格差异的不同市场进行协调交易,投机是发现不同时间不同市场间的交易利润机会,创新是指通过新的生产方法、组织方法的运用,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是最重要的企业家活动。

  我并不否认套利和投机也是企业家才能,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价格发现和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积极作用,但我坚持认为,通过价值创新,实现产品与服务的真实产出的扩大,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我在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一直希望中国进入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代替“富豪机会主义”的“好人赚钱时代”;进入用好的资本代替权贵资本、投机资本、套利资本,从而驱动创新转型的“良心资本时代”、“善良资本年代”;希望企业家一端的“好人赚钱”,投资端的“良心资本”,能够良性互动,实现“共生主义”。这个过程不是放弃商业利润原则,而是要扬弃机会主义的商业原则,唯利是图的商业原则,尔虞我诈的商业原则,不计社会成本的商业原则。

  有人让我定义何为“好人赚钱”“良心资本”?很简单,“好人赚钱”就是通过在生产性活动中的创新,在做大蛋糕、创造增量的同时,实现财富增长。“良心资本”就是包含着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其目的在于帮助创造真实的、新增的价值。在这方面,我高度认同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所说的,“要相信美好的东西,纯粹的东西,扎扎实实专业研究的东西,要投资于价值,投资于未来,投资于人才,真正的投资家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他们只是碰巧成为了投资家。”

  中国市场的一个可悲处在于,“唯才是举”远远抵不上“唯利是图”的流行。有钱就是最好的包装和对一切质疑的遮蔽,可以上榜、玩资本、做慈善、当教授、当委员、当代表、当明星,随便说几句话就被媒体炒成热点。中国经济的规模几年后就要超过美国,但依然大而不强,根本原因就于,财富规模可以靠投资和负债堆上去,可以靠土地的价值重估估上去,而技术创新、价值创新则要靠扎扎实实的奋斗与坚持,忽悠和蒙骗都得不到。

  正如企业家才能其实是高度类型化、本质完全不同一样,资本家对社会的价值与意义也大相径庭。我们需要好的资本,也需要对《门口的野蛮人》保持高度的警觉——“垃圾债券就像使人上瘾的毒品一样,它能使一个小收购者从事一个庞大的收购计划,从而改变这些默默无闻的小收购者在收购中的命运。垃圾债券不断膨胀,一旦经济转头向下,会无法清偿堆积如山的债务,投资者会变得一无所有”;“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关心计算机中的数据而不是工厂的产品?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拆散一家公司而不是去建设它?所有这些与商业精神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的市场经济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在关于企业家才能的研究中,还有两个重要结论。一个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和报酬结构决定企业家活动的类型。制度是约束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是保证交易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包括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管制结构、激励条件等等。不同的制度环境,会激励不同的企业家类型。

  另一个结论是,社会信念、文化、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也会影响企业家对活动类型的选择。阿西莫格鲁(Acemoglu)1995年对此有过经典表述——一个社会的主流商业文化和信仰会通过“社会合法性”或“社会一致性”(social consensus)来影响企业家感知到的精神报酬,进而影响企业家在寻租和寻利上的选择。比如,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以整个公司通过经营效率的提高创造出的真实价值去判定企业家的价值,而是以个人财富排行去判定企业家的价值,那么就会对企业家产生一种强烈的诱导,驱动他们更多地借助扩张型工具(高杠杆与高负债)与扩张型策略(多元化与资产交易),进行外延式扩张,这在某个阶段(如经济景气扩张期)和某些条件下(如政府给予特殊优惠和便利)是可行的,但根本上是难以持续的,如果不加以节制,总有“撑断资金链、撑死自己”的那一天,再大也没有用,规模越大问题越多。

  写到这里,相信读者(如果能看到这里的话)会理解,为什么在整个万科之争中,我始终坚持站在万科管理层一边。因为自1984年创立,他们一步一步的实践证明,他们是生产性、创新性的经济活动的推动者,是“阳光下的体制”的建设者,万科文化是中国商业领域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的代表之一。姚振华、吴小晖纵有再多财富,从这个角度看距离万科这座山峰还有遥远距离;恒大纵使规模超过万科,如果不发自内心地学习专业化、规范化、阳光化的特质,动不动就玩大的、赌大的、做别的,资本市场也会通过更高的债息和更低的估值对其进行约束与惩罚。我并不抹杀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我尊重他们的想象力和奋斗精神,但我愿意做一次郑重的提醒:单以财富论英雄的时代开始下坡了,真实价值的创造与创新,这是未来的主流!

  好的市场经济,创新型的企业家,以人为本、以价值创造为本的商业文明,这是我的选择。如果我的工作能成为新商业文明、新的文化和价值信仰的一部分,并通过这种传播间接去影响企业家、投资家在活动类型上的选择,大道光明,造福社会,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好的结果与并不完美的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万科之争的大结局是我希望看到的,但这个结局不是来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来自政府强有力的手。一方面,我们看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中国是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互动并存的,这种并存具有长期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警惕,政府不是天使,裁判员运动员集于一身的角色注定了错位也是长期的。因此,我们始终不能放弃追问类似下面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相信宝能和恒大能成为万科的“合格股东”,不相信他们的承诺,我们为什么相信深圳地铁集团就是最合格的股东?

  如果我们认为宝能和恒大不如万科更能代表生产性的、创新性的企业家活动,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享受各种优惠、坐地生财的大型国企,其行为是否就符合企业家创新活动的标准?

  如果我们认为宝能和恒大在收购行为中暴露了过于激进、风险敞口过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金融创新,提供更有效的杠杆工具和并购贷款、并购债券,让资本市场有一种力量,冲击固化、低效或者价值低估的公司的治理与管理,而不是一直用“父爱主义”的保护、保卫,让再糟糕的公司也有巨大的壳价值?兴风作浪的市场,是否好过一潭死水的市场?

  2016年7月,王石在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说,我相信市场的力量,万科团队是非常优秀、尽责和自律的,应当摒弃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在多元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找到一种折中的、共赢的方案往前走。而今年1月7日在中城联盟年会上,王石强调万科未来投资策略仍将坚持“走正道、傍大款、合伙人”,“谁是大款?就是大型国有企业。国策之下,国有企业一马当先。不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和谁在一起呢?”

  我们究竟要和谁在一起?是和多元化市场经济中的公平规则在一起,还是回到以国企为荣耀的岁月?如果万科的答案是后者,我们凭什么相信,他们的未来会继续充满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相信市场力量的王石,最终靠董明珠效应的外溢,笑到了最后。虽然赢了,但我们更需要强调的“国策”,应该是“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是“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而在万科之争的全过程,关于深圳地铁,可曾有过监督性、监管性的提醒?

  赢家万科的身后,可能有一种巨大的隐忧,正在生长。

  在《唯创新与责任不可辜负》的上篇中,我说中国特有的官商环境、政府干预和充斥着机会主义导向的文化气氛,使得中国经济仿佛是一个多层的空间结构,每一层都有赚钱的机会,而且相互之间常常可以互通。创新的机会,成本领先的机会,寻租的机会,交易的机会,体制套利的机会,攫取和掠夺的机会,监管部门逐利化的机会,利用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超常规敛财的机会,在同一时空多轨并存。

  我的希望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演进方向,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阐述的原则。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共同朝着公平竞争、创新驱动、高效创造、清洁自律、依法监管的方向迈进,未来十年二十年还沉浸在所有制的迷思里,那不仅不利于非公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国企在市场压力倒逼下的改革与创新。

  万科大结局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不是谁胜谁败,而是从政府到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要来思考,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我们如何更好地担当?唯创新与责任不可辜负,这是比输赢更重要的。

  万科之争的大结局,用一种不那么市场化的方式,满足了我对于好的市场经济的期待。它会是我长期学习和受益的活生生教材。

  曾国藩有言,“吾惟尽一分心做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复计较。……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人贵自强,求人不如求己。”天缘凑泊,是说外部的机遇因缘,勉强迁就,是说死撑硬熬的坚持。

  万科管理团队熬了一年多,不乱,不躁,无杂音,这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帮助他们坚持到了突然有一天,天边飘过董明珠的声音,一切从此不同。

  宝能,恒大,该你们“勉强迁就”了。中国市场够大,只要洞悉时势变化,勇于自我革新,你们的明天,也会更好。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7-01-23/zl-ifxzunxf1804405.shtml?cre=sinapc&mod=g&loc=6&r=1&doct=0&rfunc=3&tj=none&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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